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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纠正冤假错案不能靠“亡者归来”

 2019-09-10 17:32:40

“我们现在刑事司法的体制安排是公安太强势了,法院、检察院的制约力量非常微弱。”他说,另一方面,公安部门权限太大,前些年还提出了“命案必破”等违背规律的绩效考核指标和口号。

“不是靠一种机制,而是靠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栗甲说。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在制度安排之外,朱征夫格外看重周强院长的那句“我们深感自责”。他说:“冤假错案背后,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司法人员缺乏了良知,缺乏了担当。”

朱征夫指出,我们这些年看到的冤假错案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律师的作用没发挥好,“要么没有让律师说话,要么是律师的话没有被认真考量”。

结果令人吃惊: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以38%的支持率脱颖而出,名列第一。斯大林击败了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俄国民众心中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金融的供给不适合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金融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问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易纲说。

据了解,平安人寿将平安集团自主研发的AI技术贯穿运用于保险服务场景之中,构建出业务甄别、风险定位、在线自助、空中门店四大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今天的工作报告有一组数字:“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7673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对不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

刑讯逼供的源头,就是刑事审判是以侦查为中心,并不是以审判为中心。“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司法误区。”栗甲说。

环保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下称,绿网环保)的调查称,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庆华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庆华矿业)尾矿大面积直排入柴达木盆地沙漠。

至于新疆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也多次说过,当前,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形势是好的。当然可能境外有一些人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中国政府会继续维护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栗甲也建议,建立一个从发现错案、启动到纠正的机制。他说,两会上光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无法看到司法的全貌。公安部如果不作报告,至少要拿出一个报告。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刘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各界青年代表访问团,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交流。韩正表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年健康成长,对广大香港青年寄予厚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香港青年加强学习,增进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了解,热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传承爱国爱港光荣传统;勇于实践,把握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机遇,把个人事业同香港发展、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报效香港、报效国家中施展才华、实现抱负,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论文作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助理教授海迪·库克-安德森说,临床中许多夫妇所有检查都显示正常,但很难找到不孕的原因,该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许多研究小组从细胞内基因被激活的角度看待基因调控,现在我们发现基因被关闭也同样重要”。

孙丰源:许多农村来的病人,一住院往往医疗费成千上万。没有钱,又不能直接在我们医院刷卡,就得先垫上。一些病人治一场病,生活就成问题了。等他治完病回去,有的要经过乡镇、县,再到地区一级,才能报销,拿到钱又得经过一段时间,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像任抗战这样的职工,在这家爱心企业里还有很多。王晓亮,河南省第五百五十二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曹红卫,河南省第六百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韩琛洁,焦作市年龄最小的捐献者……10年里,从最初任抗战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家爱心企业已有898名员工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目前共有8人成功捐献“生命种子”,为白血病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创造了“生命奇迹”。

灾情发生后,民政部门采取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安置受灾民众,发放救灾物资,确保受灾民众基本生活。目前,阳江、茂名两市向受灾民众发放了帐篷、衣被等折款近9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完)

在以上有省部级官员落马的13个省份中,甘肃、浙江、新疆、福建、西藏、吉林、宁夏等7省份出现了“首虎”,十八大以来,前两年没有落马老虎的省份逐渐在减少,这也是今年地方省级官员落马的一个特点。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调到考古专业的。”陈德安回忆起当年的时光,仍然觉得非常好笑,因为当时他本来分配到的是汉语言文学,结果有个考古学专业的新生身体不好,就换了他。于是,他就跑到了自己教书的表哥那里询问“考古是什么东西”,得到的答案也是懵懵懂懂,“你学了,应该是去博物馆,看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9月3日,中国代表团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谢金英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砖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情况。

事故发生后,深圳急救中心紧急调派附近福田区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北大医院、仁爱医院等医院120急救车辆6台次参与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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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纠错以后就是国家赔偿,这正是陶凯元分管工作的一部分。陶凯元介绍,呼格吉勒图案件的赔偿加起来是200多万元,因为呼格吉勒图已经去世,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到了顶级,100万元。”而念斌案索要精神赔偿1500万元,“这没有法律依据。”她说,结合法律的具体情况,最终给念斌100多万元的赔偿。

卡塞雷斯还透露,今年七月,唐山将选拔40名12岁的青少年球员赴乌交流。“我们邀请中国孩子到乌拉圭,与乌拉圭的少年共同生活、同场竞技。”他说。

侯欣一说,哪个国家都有冤假错案,关键是把这些力量调动起来,让制度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错了能发现、能平反。如果只是通过小概率事件或运动式的整改来平反,一旦发生了某个事件,增加的公信力就又失去了。

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说,公检法一条线,虽然很多案件起源在侦查环节,法院是最后判的,但也难辞其咎。

“不管怎样,法治的潮流不可阻挡。我们有信心进一步推动这场改革。”陶凯元说。

对此,她介绍,法院一是坚决纠错,二是根据案件的情况进行追责。

今天,到全国政协民进界别列席会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万永海说,所有的冤错案,没有一起不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陶凯元表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就是司法改革中难啃的骨头之一。“这是抓住牛鼻子。我们太注重诉讼环节,对庭审举证认证的过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白驹也希望能够看到公安部的报告。他今年的一个提案是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2003年第一年当政协委员,他就提了这个意见。

当时,她和家人在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后立即跑出门,发现对面起火,她和10多名居民见状一起提水灭火,但火势无法控制,便快速报了警。

全国政协委员栗甲担任过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从今年年初河南杨波涛案件到年底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件,一共12起重大错案得到昭雪,这确实是好事,体现司法改革的力度和司法公信力的重塑。”他说。

栗甲指出,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轻信口供,不能仅用口供定罪。“实际是侦查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机关没有口供不敢起诉,审判机关没有口供不敢判案。”侦查主要靠审讯,证据主要靠口供。没有口供怎么办?只能逼供。

朱征夫说:“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建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总会留下一些空间,需要我们的良知来填补。”

林琳:这个倒没有,只给客人推销过权健的麦芽精和排毒的,都是调节免疫力的。

他以赵作海冤案为例说,当时一位毕业不到一年的律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毕业不到一年就能提出问题,说明这个案件不需要高深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只需要良知。”而现在很多司法官员,“只要领导打了招呼,领导表了态,就以为自己不用承担责任,成为冤假错案的帮凶”。

据《湖北日报》报道,3月20日,湖北省第一家地级市融媒体中心——“鄂州市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标志该市新闻宣传工作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简单相加”迈向“深度融合”。

2004年4月,李佳晋升为部务委员,跻身副厅级干部行列;魏宏已是常委部长。

截至今日凌晨,盐城市、阜宁县、射阳县等灾区周边地区民众自发提供志愿者服务,帮忙接送受伤人员、提供吊车救人、纯净水、矿泉水、手电筒、被子、席子等。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万永海说,自从最高法院2006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法官整天如履薄冰,担心一旦出现一件冤假错案,“损失不可估量,10年、20年的努力也弥补不了”。

比如,美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采取了目标倾销归零的违规做法,将所有超出正常交易的溢价交易归为零,仅依据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部分交易计算倾销幅度。这种做法会把本来没有倾销的交易认定为倾销,把本来仅有的小幅倾销认定为大幅倾销。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禁止使用归零法计算倾销幅度。美商务部对认定为目标倾销的均采用归零法计算倾销幅度,这不符合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的规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另外,按照车改方案,副部级以下的官员都取消公车后改为发放补贴,但在今年的预算里面并没有看到公车补贴这一项。

还有2015年10月的一个工作日,在汉川城区某经销店的二楼一个房间里,几个人在牌桌酣战。没曾想,这一幕被市民用手机悄悄拍了下来。经查,4位牌友都是汉川某局的干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先提出,可以追溯到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讲话中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我们基本上通过小概率事件平反冤假错案,一个国家的司法不能靠偶然性来推动,必须由制度来解决。”

“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十分感慨:“很少有官员这样说话,我们已经很久没听到领导‘深感自责’了”。

福建省永安市上坪乡地处山区。这里山高林密,以竹闻名,当地人“把山当田耕,把竹当粮种”。

“我们本来是疑罪从无,现在是无罪从疑。”栗甲说。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就是这样的案例。

但是,这些重大错案的昭雪或者纠错,靠的是什么?

本报记者原春琳张国《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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